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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考--我生命的一部分(蒋致平)

     “冬,在凛冽的寒风中向人们展示着它的威力。而太阳似乎在抗争着冬的肆虐,把自己那一缕发白的光,射向大地。人们在光照中追逐着生命的步履”。“我手捧着紫红色的经济学本科毕业证,走出了兰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这一天注定要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辉煌。紫红色的证书就像冬日里的太阳,它融化了自考这块坚冰,温暖了我的周身”。

    这是2003年1月3日我日记中的一段话。

我的自学情结

    我叫蒋致平。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偏远的牧区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生活。由于那个年代那里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加上自己天资并不聪颖,因此,在中学里几乎没有打下什么学习的底子。1981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名落孙山。1982年再考,以十来分之差又与大学失之交臂。当时考虑,早些参加工作,减少父母亲的操劳。于是,放弃了继续拼搏高考的念头,到四川统计学校念书。在学校里老师曾问我为啥要报考统计学校?知道什么是统计吗?我说没考上大学,就来到这个学校;至于什么是统计,我只见过报上常说“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中专毕业的我被分配到甘南州统计局。

    记得心理学书上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希望自己是什么样,那他慢慢就会变成那个样。这在我身上得到了印证。1981年9月到1982年6月,我曾在兰州大学工会开办的高考补习班学习,每天出入大学校园,我确实暗暗羡慕那些大学生,但心底却更加钦佩那一个个参加短期学习班的成年人。尽管自己上补习班为的是迎接高考,但心里却一直在下决心:即是成年了,我也要背着书包学习。直到年近40岁的我在双休日仍背着书包匆匆行走在兰州商学院的校园时,我想我的梦也算是圆了。尽管有许多不同的眼光打量着我!

    这样一种心理一直在暗示着我,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我从1991年10月开始了我大专和本科两次前后十二年“马拉松”式的自考生活。

    有人曾问我,1984年到1991年几乎能读出两个本科,你在干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在自学。是啊,七年的时间,我的确是在自学。因为我只想证实,中专证书与能力不是正相关,更不是强相关。但直到一次开会,看见几名中专同学在学历一栏中填的是“大专”,这隐约中剌痛了我。于是,我开始下定决心,要向自考挑战,要换个方法证实自己。

我的自考经历

    1991年10月,我报名参加了由国家统计局统计函授学院组织的统计学专业大专学历教育考试。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自考考场。记得很清楚,首次开考的两门课程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由于这两门课是我的“长项”,我并没有太多地紧张。我还由衷地感谢这样的考试安排。果然旗开得胜,尽管没有考出我的预期,但毕竟均以75分以上的成绩顺利地通过考试。我开始掰指头算了,过了两门,还剩十门。就这样掰着算着,虽然《高等数学(一)》连考了三次,但最终于1994年4月底,按期完成了统计大专自考的最后两门功课。取得了大专毕业证。

    1998年10月底,我又一次走进自考考场。这次是参加由国家统计局统计函授学院组织的经济学专业本科(独立段)学历教育考试。第一门《中国革命史》以87分搞定。《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考了72分。跟大专自考一样,一次两门顺利通过。只是由于我的《大学英语》“像麻袋上秀的花--底子太差”,尽管放到最后考,且整整单独学了一年,结果只考了34分。无奈我选择了“三顶一”,即用三门专业课程顶一门英语。就这样我于2002年4月参加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法律思想史》两门课的考试,7月以78分的成绩结束了《刑法学》。至此,我带有点遗憾的本科学历考试告一段落。学位暂时与我无缘,但“大本”到手了。而且13门课程平均77.7分,经济学专业的10课平均79分。其中《发展经济学》80分、《国际经济学》72分,《经济思想史》74分,《政治经济学》78分,《中国近代经济史》78分,《西方经济学》81分,《计量经济学》85分。

我苦中有乐的自考路

    自考太苦,特别是对于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来说更是苦。正是这个年龄段,工作压力最大,生活中还得一肩挑两头,而且也是最不具应试能力的时候。

    学大专时,我在甘南州统计局任农业科科长。当时地区农村统计工作布置的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第一批年报汇总时间是元月份,第二批恰恰是2到3月份。所以,每次临考前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半点机会利用上班时间来学习。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正是这几年,我不但如期完成了自考学业,而且我所主搞的农村统计工作在连续几年的全省评比中名列前茅。

    1998年9月,我被组织任命到甘肃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农经处任副处长。处里只有5人,我既要很快地熟悉新工作,又要承担起一个副手应该负的职责。最重要的是,本处还承担着世界银行在我省进行的农村贫困监测,监测结果要向省政府负责。10月底要考试,我的复习时间只能挤占睡觉时间。这期间省政府布置给我处的贫困调研,由我牵头来搞。调研结果得到了主管省长的批示,并对工作给予了表扬。

    1999年2月,组织上又将我安置到省统计局法规处任副处长,主管全面工作。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全新的概念。置身于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省局中间管理层,既要干好份内的工作,还要负起一个处长管理、协调的职责,够让我适应一阵子的了。更叫人为难的是,这一年省政府选中15个重点行政执法部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5月份制订制度,11月份验收。由于4月份要应付《高等数学(二)》的考试,面对环境、工作和学习,我紧张得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到公布考试成绩的5月下旬,我消瘦了5公斤。所幸的是,这一年的四门课我全部通过。而且,省政府查检小组的验收,我处的工作名列第一。

    1992年4月底的《经济统计学》和《经济法学》,可算是我自考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因为,3月24日,28岁的我成了人之父。不过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了儿子,我兴奋得忘记了复习的艰辛。一边伺候月婆,一边给儿子洗尿布,一边干家务,一边复习做练习。不知多少次,让串门的人看见我左手搂抱着儿子,右手翻书的狼狈像,我赶紧自嘲:再不抓紧学,会叫儿子考倒哩。考试结果:一门70多分,一门80多分。

    1992年下半年的《高等数学(一)》叫我第一次尝到自考的失败。其实我的数学并不太差。但是当拿到卷子的一刹那,我头脑一片空白,手心出汗。特像当年高考时的惶恐。刚一过可以交卷的时间,我出了考场,结果57分。拿到分数单的那一夜我失眠了。只是3分,又得等半年,又得受煎熬。不能言状的感觉折磨了我相当长的时间。第二次补考的情形、结果与第一次出奇地一样。于是“57”成了我数学的代名词。第三次我稳定情绪,认真审题,沉着演算,最终以74分的成绩摘掉了“57”。更让我骄傲的是,这次我考了三门全“OK”。尽管这样,在1999年4月份《高等数学(二)》的考试结果出来之前,家里人都逗我,“可不要再57”。实事上我以79分通过了考试。

我的自考观

    一些好心人曾劝说我,要我报考稍轻松一点的专业,而我就认定了自考这条“死路”,因为它能激活我的斗志;有些人劝我有时要“灵活”一下,我清楚这个意思,但我不能欺骗自己;有人对我说,你都“正处”了,还那么苦用功。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让领导和同伴失望;有些人问我学习经验,我坦率地说,其实我只是“笨鸟先飞”。和我一起的考生中,我的年龄几乎是最大的。利用双休日在兰州商学院上课的三年时间里,我几乎没有落一趟课,而且可以自信地说,十门课程我的笔记最细致;不只一次连家人劝我,考绩差不多就行了,这是见我太“认真”,而我确实是攒足了劲在“消化”知识。并不只是为了一纸文凭。

     “梅花香自苦寒来”。自考,使我获取了学历,更提升了自己。对经济学和法律课程的学习使我能比较轻松地应对今天的工作。在一次行政处罚申辩中,我以熟悉的行政法知识说服了管理相对人的律师,该律师问我“你也是学法律的?”

    我感谢中专,因为它使我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有了不时地给自己充电的理由。我更感谢自考,它不但使我实现的二十年前那个梦。而且磨练了意志,使我掌握了学习的技巧,并享受着精神快慰。不过,中专、大专、本科,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我清楚,自学的终点在生命的尽头。我又动身向着下一个里程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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